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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国的诺贝尔遗嘱
作者:陈永苗
      

  有人告诫说道德的介入使法律发生紊乱。二奶遗嘱案确实显示在道德的压力下,中国经过一百多年构建的财产权观念秩序发生决堤。应该说,目前中国司法是夹在现代和传统中挣扎的,存在显规则和潜规则、国家立法和习俗之间的相互争竞,虽然朱苏力先生认为,真正使国家法运行的是后者,但前者优势于后者是不争之论。在二奶遗嘱案中,潜规则、习俗随着地表下的道德熔岩涌出,在光天化日下主宰了法律和法庭,使财产权的界限崩溃。

  我这里无意对二奶遗嘱案进一步进行评论和研究,只想置其财产权的主题于一个温度更高的火炉之上烧熬。

  我们看看发生在一百多前产生的举世有名的诺贝尔奖基金的来源——诺贝尔遗嘱的道德和法律危机。它曾经不仅是个不爱国、遍受谴责的,而且是有足以致命的法律缺陷的遗嘱。

  1895年,当时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诺贝尔立下遗嘱,于1897年在瑞典公诸于世:

  签名人阿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就此宣布关于我身后可能留下的财产的最后遗嘱如下: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化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处理:这份资本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将构成一种基金;它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和平奖金由挪威议会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授予。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维亚纳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我在此申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希望。这是我的唯一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理的遗嘱,一概作废。阿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1895年11月27日。

    在诺贝尔遗嘱公布之初,其洋溢的理想主义精神在铺天盖地的社会舆论的批评和谴责之潮中沉沦。社会舆论以“不爱国”和“法律缺陷”为由大肆攻击,并鼓励被取消部分分赠的亲属起诉。何以是“不爱国”的呢?瑞典媒体说,一个瑞典人不注意瑞典的利益,既不把这笔巨额财产捐赠给瑞典,也没有给瑞典人甚至斯堪的维亚纳人获奖的优先权,还要瑞典承揽这些额外工作,从而给瑞典带来不能给他们任何利益的麻烦,那纯粹是不爱国的。这是其一。其二,遗嘱还把颁发和平奖金的任务交给一个有挪威议会指定的委员会,瑞典和挪威之间的关系当时已经非常紧张,这将严重损害瑞典的利益。

  更有甚者,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以人类普遍利益为由,指责说,诺贝尔遗嘱设立奖金支持个别杰出人士,无助于社会进步。他们认为,诺贝尔的财产来自劳动和大自然,应该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得到益处。我甚至也可以给他们加上一条,诺贝尔遗产的主要来源于炸药,其发明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严重破坏人类的和平。为了弥补这种罪孽,偿还“血债”, 诺贝尔遗产更应该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得到益处。

  “不爱国”的遗嘱在西方的社会体制下,并没有实质性的危险。与二奶遗嘱案没有缺陷的遗嘱完全相反,诺贝尔遗嘱更为要命的是有法律缺陷,并且其法律缺陷被认为将使整个的遗嘱失效。

  高明的律师挑出的第一个毛病是,遗嘱中没有明确将讲出立遗嘱人是哪国公民,这样一来,就难以根据瑞典的国际私法确定该由哪个国家的司法机关来判决遗嘱的合法性,更无法确定该由哪国政府来组织诺贝尔基金委员会。这个指责是有依据的,因为瑞典的继承问题的冲突规则适用国籍法,而诺贝尔生在瑞典,成长在俄国,创业活动遍及欧洲,晚年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有国籍的公民。他们挑出的第二个毛病是,遗嘱没有明确指出全部财产由谁负责保管。律师说,虽然遗嘱说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但又没有指定由谁来组织这个基金会。所以存在这样一个矛盾,遗嘱执行人无权继承财产,而继承遗产的基金会又不存在。

  这样的遗嘱,不肖说在私有财产观念浅薄无根的中国,就是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度里,也似乎只需一根小指头,一捅就破,似乎对其的“死刑判决”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

  可是,经过遗嘱执行人索尔曼等人的不懈努力,瑞典国王打掉了反对之手,1898年5月21日,宣布诺贝尔生效。濒死的诺贝尔遗嘱得救了。

  百年来,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人类原始性创新的重要标志。诺贝尔科学奖获奖的范围几乎包括了20世纪中发生在这些相关领域的所有科学大事件。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理论;从胰岛素的发现到基因工程的研究;从原子弹爆炸到大爆炸理论无不包括在内,无不拜这种“不爱国”的遗嘱所赐。

  如果诺贝尔遗嘱在中国,其命运不外乎几种情况:如此巨额财产,断不可能没有人眼红,被政府上缴国库或变相没收;或者突然间蹦出一大堆私生子女,诉诸法院,闹得不可开交;或者遗嘱执行人宣称投资失败,血本无归,而私下侵吞;即使遗嘱执行人没有贪心,其子女不可能不动心,采取手段攫取等等;不一而足。只有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诺贝尔奖的历史功绩。

  在当代,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其在宪政建设上的意义已经有了共识。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框架下,真正运行的机制又没有变异?传统沉淀下来的意识对其有无影响?二奶遗嘱案在这种视角下更为有意义。它提供了一种公共社会道德或多数人的道德使原已明确、稳定的法律规则变形,乃至被抛弃的经典病例。以诺贝尔遗嘱事件反衬之,则凸显中国处于另外危险的一极。在诺贝尔遗嘱事件中,由于私有财产神圣的传统,即使诺贝尔遗嘱已接近于“死亡”的底线,瑞典国王还是宣布诺贝尔生效。而在二奶遗嘱案中,遗嘱是完全具有法律效力的,毫无瑕疵的,却被推入“死亡”的深渊。这确实是一例可怕的病例。

  2001-12-30 19:51:32


来源:法律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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